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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传承精神

文章来源: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发布时间:2019-04-28  【字号:     】  

  自2007年9月起,66岁的他开始撰文著书,洋洋洒洒写下数十万字文稿发表,为的是让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怀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在2011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七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他的身影在全国227所高校、18所中学名校、13个科研机构和若干其它单位辗转,为的还是宣传和介绍老一辈科学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怀。

  不禁有人会问: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位几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谨守初心,奔走四方,口述历史,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长达十余年?

  “我想是自己对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性、宝贵价值和长远意义的认知以及历史责任感给了我力量,让我得以坚持下来。”张瑜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慈眉善目中透露出温润与儒雅。

  “钱先生的课,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棒的课。”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张瑜至今也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科大学习期间聆听过的钱学森先生的谆谆教诲。在张瑜的每一次讲座里,他都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主线,用深情的回忆,真挚的讲述打动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很惭愧地向您承认,在您讲座的前半个小时里,我一边塞着耳机一边学习英语。一位经济系的学生与钱学森、火箭、中国科学院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听着听着(尽管心不在焉),我渐渐改变了态度。您对历史、学术的理解,发言的礼仪、技巧,平静中却引人入胜的声音,使我放下笔开始专注地聆听……如此高强度的发言,时间长,而且已经很晚了。您不仅耐心、精神十足地发言,而且还不断体恤我们的感受。您身上的学识、风度、礼仪、风范,还有您娓娓道来的当年炽热、纯粹的学生时代,令我不断向自己发问。我必须向您或书面或当面表达我的感谢。感谢您,张老师!”同济大学一名学生在听完报告后给张瑜老师写的信中如是说。

  “能和女儿聆听您的讲座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去感受这种幸运。”中国矿业大学一位老师在信中写道。

  在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教育思想、高贵品德和爱国情怀的道路上,固然有着常人难以体味的艰辛与付出,但这没能阻挡住张瑜继续前进的脚步,或许正是听众的认可,让他有了不断前行的勇气与动力。

  问:从2007年您发表“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文开始,至今近12年间,您不仅撰文著书,还身体力行在全国各地开展讲座,宣传和介绍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教育思想、高贵品德和爱国情怀。请谈谈是什么样的原因触动您有了这样的想法,并积极付诸实施的?

  张瑜:这要从中国科大校庆五十周年开始说起。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科大创办的过程。

  1958年4月,当时我国正在搞两弹一星,迫切需要各个领域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和副所长郭永怀向中科院提出建议,充分运用和发挥中科院的人才优势和实验室条件,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他们的意见和倡议得到了中科院领导、众多研究所和科学家们的一致赞同。

  1958年5月9日,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交了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报告。报告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决定成立这所大学。

  6月8日,中科院时任院长郭沫若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将校名确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任校长。13个系的系主任是中科院的13位所长,他们全都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技界素享盛誉。钱学森先生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十位委员之一,并亲自担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即后来的近代力学系)系主任。郭永怀先生担任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华罗庚先生担任数学系的系主任,吴仲华先生担任工程热物理系的系主任,赵九章先生担任应用地球物理系的系主任,等等。

  195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报道了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正式成立与开学。从6月2日中央决定创办中国科大,到9月20日正式开学,只经历了110天,不足4个月。可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世界教育史与科学史中的一个奇迹。

  2008年9月20日,是中国科大建校五十周年。中国科大决定出版钱学森著的《星际航行概论》(最初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手稿。校方对此非常重视,时任校长朱清时特别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到中科院力学所,召集当年亲耳聆过听钱学森授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1958级和1959级)毕业生百余人座谈,回忆当年钱学森先生授课的特色及效果等。座谈会上,大家积极踊跃发言。

  与此同时,会议还号召我们前几届的毕业生回忆中国科大创办的历史、优良传统、校风与学风,让大家写回忆文章,提供资料,目的是砥砺后学,给后来者以激励和借鉴。

  我是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经历了中国科大的创办初期,特别是以钱学森为系主任的近代力学系办学的几乎全过程。我不仅亲耳聆听了钱学森先生宣讲教学计划、阐明其培养目标、培养方法和重要举措,也聆听了他亲自开设并讲授的“星际航行概论”课。

  钱学森先生非常重视师资力量的配备,聘请和安排了一流的、顶尖级科学家为我们上课,比如当年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为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时任力学所副所长的郭永怀先生为我们讲授“边界层理论”课,等等……。这些传奇般的大师亲自教导,让我终生难忘。钱学森先生还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全国教育界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近代力学的内容与任务”等指导性文章。

  与此同时,我还是钱学森先生积极倡导并亲自指导的火箭研制小组的积极分子,且一直兼任秘书组组长一职。很多实验报告、资料总结等都是我撰写的。所以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抑或是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师德风范,我大都身临其境,是钱学森先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包括师德)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一切告诉国人。这并非为回顾历史而回顾历史,而旨在更好地开创未来,因为其中诸多宝贵思想和实践经验需要得到传承与发扬。作为钱学森直接教导下的学生,我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我们应该有所担当。

  随后,我以“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题写了万字长文,刊发于2007年第9期《科学中国人》杂志上。2008年4月2日,我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作为教育家的钱学森先生”一文,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2008年9月,中国科大校庆50周年之际,我编著并出版了《钱学森与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展现了钱学森先生如何通过指导学生科研实践,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

  钱学森先生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作为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在办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与建树,以及艰辛的付出,知道的人并不多。我认为这对我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培养,构成不小的损失。这种状况促使我锲而不舍,不遗余力地做这件事。同时我也动员或发动我的同学一起做。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1958级)毕业生中有10余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宣传和介绍钱学森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工作,有的直接参加讲座活动,有的发表文稿。

  问:在您与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亲密接触”过程中,您觉得他们哪方面的精神品质或个人魅力对您影响最大,并让您获益终生?

  张瑜:可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钱学森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明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高尚的品德和人文素质修养。他言传身教,身教胜于言教,钱学森本人就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仅举三例:

  第一个例子几乎尽人皆知——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先生,阻挠他回国,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冲破封锁,坚决返回祖国的事。

  1947年,36岁的钱学森在美国著名高校获得了终身正教授的职位。但他不甘心自己的祖国永远积贫积弱,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迫切要求返回祖国服务,实现他报效国家和民族的初衷与理想。即便遭到美国政府的监禁和之后长达五年的软禁,他归国效力的决心依然不变。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大力营救下,钱学森先生终携夫人、子女踏上归国之途。

  钱学森曾这样陈述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嘉奖。”他的人生观再明确不过,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钱学森的世界观。

  可贵的是,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人生理想,他的人格与贡献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令人动容与震撼。

  第二个例子是钱学森先生的敬业精神。当年,他经常去西部出差忙于两弹一星的研制与试验,工作极其繁重与辛苦,但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总是风尘仆仆,按时赶回北京亲自为学生授课,从不误课。

  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看清他的板书,钱学森在开课前几天特意亲自前往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视察场地。他到最后一排座位去看与黑板的距离,考量他板书的字(和图)要写多大,才能让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也能够看清楚。他在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时间、精力又那么宝贵,对教学效果精益求精竟达到这种程度,太令人敬佩了!只有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学生、对教育和教学工作极端热忱的人才可能做到。

  第三个例子记载于中国科大的大事记中:“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2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1961年12月25日,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大人民币11500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事实。钱学森先生及许多爱国科学家高尚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也为中华民族增辉。

  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二个方面是钱学森先生严格、严谨的科学态度、治学风范与不凡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并存。钱学森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科技工作和两弹一星的事业中,也反映在教育工作和教书育人上。

  钱学森非常重视教育,但他绝不循规蹈矩。他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从中国对科技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评估并汲取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教训,制定出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计划。

  为了达成他所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他在课程设置上,既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让学生打好坚实、宽厚、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基础,又抓尖端科学技术。在专业课的设置中,他突出的是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在他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中,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又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样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和不凡的影响力。众所周知,中国科大以“千人一院士”,即每一千名本科生中就出一位院士而著称。60年来,从中国科大毕业的本科生将近6万名,其中涌现了68位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而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呢?在钱学森先生实际主持力学系工作时期(1958年~1965年)入学的8届共一千名学生中,涌现了8位院士,同时还有8位将军(在这一千名学生中,院士与将军的人数之和是15,因为杨秀敏将军身兼院士)。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千名弟子中,后来被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还有376位。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果是极不寻常的,堪称奇迹。这是他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人才培养方略取得成功的最好证明,也是其具有宝贵价值和重要借鉴意义的最好证明。

  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不仅决定了中国科大毕业生的特色,也影响和带动了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从当年全国只有一所科技大学(中国科大)发展到后来有众多所科技大学、科技学院、理工大学和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科技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问:十多年来,您坚持不懈地在全国积极传播,目前您觉得效果如何?与您的初衷一样吗?

  张瑜:我认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许多高校的教务部门、科研部门、研究生院、宣传部和校团委等组织干部、教师和学生听报告,以很高的热情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怀,在广大干部和师生中反响强烈。

  有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或者副书记、副校长率先垂范,亲自主持报告会,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和发言;有些高校(如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把报告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内容,联系办学实际展开研讨;有些高校(如北京科技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组织干部、教师专场,作为师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有些研究生院(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院或研工部)组织研究生认真听报告,并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进行较深入的互动交流。

  也有与我初衷不太一致的地方。主要是某些教育主管部门和部分领导同志对此类活动不热心、不重视。他们多少有些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倾向,既不了解钱学森先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及其重要价值,也不愿意去了解、学习与研究,更不要说弘扬了,这让我感到遗憾。也许,这种情况正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加强对钱学森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介绍与宣传的必要性。我多么希望有更多教育部门的领导,以及宣传部门、媒体和青年工作者能够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多一些作为啊!他们有推动这项工作的社会责任,也有推动这项工作的便利条件。我由衷地期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取得更好的进展。

  问:从2011年开始,您的足迹踏遍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七年零两个月期间内,您共做了319场报告。请您讲讲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

  张瑜: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确实不少。首先梳理一下相关数据。

  这319场报告,包括在227所高校作的284场报告,在18所中学名校作的20场讲座,以及在科研等单位作的15场报告。

  高校是我作报告的重点,因为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主要集中在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方面。当然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对科研单位,对中学和中学生也具重要指导意义、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在这227所高校中,属于“211”高校的有99所,其中涵盖了全国全部(39所)“985”高校。我在同一所高校讲座或报告了2次及2次以上的也恰有39所,其中包括不少名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等)。在同一高校举办了3~5次讲座的有13所,比如在中科院大学、中国科大分别作了5次报告,在合肥工业大学作了4次报告,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分别作了3次报告。

  令我十分高兴的是,4所军事院校——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也邀请我作报告。为国防建设和强军作一点贡献,是我很愿意、很期待的。

  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作报告时,研究生院的院长郭若冰少将、政委衣述强少将、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大校会见了我,而且衣述强政委自始至终参会听取报告,并在会下与我认真交流、探讨问题。在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作报告时,院长周炎明少将会见,科研处处长谷振华大校主持报告会。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座的课间休息时,忽有身着军服、朝气蓬勃的4位学员找我合影,告诉我他们都是中国科大的校友,正在国防科大读研。简直是他乡遇故知,大家都高兴极了!

  在这么多高校举办讲座,让我欣慰的是,不少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等领导同志带头听报告并认真参与交流。比如,在首都医科大学作报告时,校党委书记李明就在台下不远处听报告,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场休息时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一直认真记笔记的就是该校的党委书记,随后她与我热情交流和探讨问题,令我十分感动。在济宁学院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学院党委书记郁章玉教授主持报告会并发表讲话,探讨如何通过学习和运用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以及科学精神来推动学院的发展建设和“三严三实”作风的确立。在安徽医科大学作报告,是校长张学军教授联系我,希望我克服困难(因事先行程已定,离程车票已买好),趁我在合肥给安徽大学和安徽农业大学讲座之机,计划外为他们学校加一场讲座。他亲自主持报告会,并发表励志讲话。

  每当我看到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爱国主义情怀深入人心,受到重视并发挥影响力、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我感到很受鼓舞和教育,觉得一切付出、努力和劳累都是值得的。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和中科院建立70周年,在这样的新起点上,您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

  张瑜: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尽我所能,为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高贵品德和爱国主义情怀而努力奋斗,让它更好地在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广大青年朋友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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